浙商配资陈诚在东北枪毙三个中将，活埋三十七个将校，那都是文强的功劳？_杜聿明_战犯_军官

原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、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、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及代参谋长文强，进入战犯管理所后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在他撰写的《口述自传》中，他坚持写道：“我什么都可以写，就是不写悔过书。几天之后，他们再次要求我写悔过书，我依然拒绝！结果，我直到二十六年半后才被特赦释放。”（这些黑体字内容均摘自《文强口述自传》）

熟悉文强的背景及他与社会上的人脉关系的人，应该都清楚，文强在内战时期并没有犯下什么重罪。如果他愿意低头认错，或许早就能获得释放，而无需等到特赦。而电视剧《特赦1959》里那位倔强又尖刻的刘安国，其历史原型就是文强，然而，文强的性格与剧中人物刘安国截然不同。他并不像刘安国那般顽固，反而表现得相对开朗：“我们半天学习，半天劳动，与看守员相处得非常融洽。后来监狱长和所长调换，新的所长姚伦曾在俄罗斯留学，他现在已经从公安部退休了。我们俩曾一起拍过电影，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我在监狱中也有自己的工作，担任学习小组长，管理墙报和文艺活动，还组织了一个图书馆，我负责运营。过年过节时，我还会写一些纪念性的文章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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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电影《决战之后》的观众来说，肯定注意到了片中的“顾问”姚伦，其实就是文强所提到的那位与他“拍电影”的朋友。这也正是文强所指的电影。

文强在战犯管理所里的表现一直都很积极，很多关心他的人也在背后默默支持他。他回忆道：“周总理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，于是派了萧劲光专门来济南看望我。后来，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带到了北京。到了北京，我原以为能见到周恩来，没想到却被送到了德胜门的模范监狱（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）。监狱长找我谈话，要求我写一些东西。我问他：‘写什么东西呢？’监狱长告诉我，不仅仅是写封信，实际上你们反共反人民，必须写悔过书。我心里想，我什么都可以写，就是不愿写悔过书。”

文强始终坚持自己爱国爱民，认为自己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，既没有杀害过一个共产党党员，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。在军统时期，他主要打击的是日伪特务以及军内贪污腐败的高官。他提到，陈诚在东北曾大开杀戒，一次性枪毙了三名中将，还将至少三十七名军官活埋，其中包括一名中将和一名少将。而文强担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时，正是利用这些机会清除腐败，不仅铲除了百姓的祸害，也削弱了蒋军的战力，离间了蒋军的军心，极大地打击了蒋军士气。

《文强传》中提到，文强在任督察处长期间，收到了大量举报信，甚至有一麻袋之多。尽管文强自己认为已经被枪毙的三名中将，实际上并未全数死于枪下，甚至其中一个传闻中“活埋”的中将也未必真的被活埋。然而，陈诚在东北确实通过文强收集的证据，成功逮捕了不少军官。田湘藩、李耀慈、李修业三名中将就是其中的典型，虽然有的资料显示他们并未被枪毙，但文强始终相信，陈诚那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对付他，因此他不得不依靠上面的关系迅速离开。

根据《文强传》中的描述，文强通过与叶楠的接触得知，陈诚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，建议他趁机调离，否则可能连命都保不住。于是，文强通过电报请求当时的军统局局长郑介民为自己调职，并给陈诚留下了一张简短的请假纸条，迅速逃脱。

文强最终从东北逃脱后，得到程潜的帮助，调任湖南担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。后来，他又被调至淮海战场，最终与杜聿明一同被俘。在1959年，杜聿明成为了首批获特赦的战犯，而文强则要等到1975年才获得最后一批特赦。

杜聿明与陈诚有过不小的矛盾，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，虽然陈诚指挥战斗不力，但在东北的表现却并不令人满意。他表示：“自陈诚担任参谋总长以来，任用私军，排除异己，甚至偏袒自己嫡系部队，导致其他部队的装备和补给严重不足，因此众人对他怨声载道。”但杜聿明也承认，尽管陈诚有些争议，他在东北的某些举措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蒋军的战斗力，并肃清了部分腐败的将领，虽然这种清除异己的做法，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。

虽然陈诚的管理风格导致了很多高层军官的反感，但他也以其方式整顿了军纪，并且对一些不符合规矩的将领进行了处理。杜聿明回忆：“陈诚在东北实施了一些改革，包括整肃军队，惩治贪污腐败，尤其是严厉打击一些军官和官员，甚至将一些贪官与军人监禁、驱逐出境。”这些举措让一些东北民众产生了一些对陈诚的认可，但随着战局的变化，陈诚的表现逐渐遭遇批评，最终不得不撤离。

1948年2月，陈诚离开东北，留下了一片嘲笑和骂声。杜聿明在回忆录中提到：“陈诚离开时，完全是一副无能的样子，与之前的自信截然不同。虽然他在东北时曾声称要与沈阳共存亡，但在危急时刻，他却选择逃跑。”陈诚的这一变化，令很多人深感失望，最终他被老蒋派往台湾继续其政治生涯。

虽然陈诚逃脱了责难，但文强的命运却没有那么幸运。尽管他曾得到过程潜的帮助，但最终还是在淮海战场被捕。若不是杜聿明的调令，程潜本有意让文强担任新部队的军长，那时的文强可能会和程潜、陈明仁一道起义，早早摆脱战犯的身份。而若文强参与了起义，1955年他获得何种军衔，也许会是一个全新的历史篇章。

至于文强坚信自己在东北的表现是无过的，但当他提到陈诚在东北的暴力行为时，也许有所误解。那三名中将确实未全数被枪毙，而那些被“活埋”的高级军官也许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。无论如何，陈诚的暴力行为是否真能称之为“整顿军纪”或“消除异己”，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在评价陈诚的军事和行政能力时，您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？

发布于：天津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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